阎庆民(银监会主席助理)：应对当前挑战急需三个“进一步”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态势良好，经济金融运行正向宏观调控预定方向发展，但国内外形势仍极为复杂，危机的冲击尚未完全消退，新的风险已然出现。
一、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极为复杂
（一）国际形势。从国际看，经济金融的复杂性、脆弱性继续加深。一是美国呈现“三高”、“三低”。失业率偏高（再次回升至9.1%），通胀率走高（同比增幅创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负债率过高（国债占GDP比重已逼近100%）。同时，消费增长低速（今年前5个月实际消费折年率仅增长1%），房地产市场低迷（依然延续“价量齐跌”态势），经济增长低预期（美联储已将2011年GDP增长率从4月份预测值3.1%-3.3%调低为2.7%-2.9%）。二是欧债危机深陷双重矛盾。低紧缩意愿与高还债需求的矛盾。比如市场关于希腊债务违约的担忧有增无减。缓解通胀与摆脱危机的矛盾。6月底欧元区通胀率达2.7%，已连续7个月高于2%的警戒线，加息预期强烈，但加息又可能让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处境更加艰难。三是日本三大灾害出现两大损失：直接损失大（预计直接经济损失约占日本GDP的5%）。潜在损失亦大（旅游业受重创，电子、电器和汽车等重要行业生产中断，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此外，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已频繁采取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等政策，与部分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国内形势。从国内看，我国今年开局良好，经济继续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总体价格水平也处在一个可控区间，但面临三个“走软”：一是消费需求出现走软。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3%，比2010年全年低2个百分点；汽车消费增速同比回落25.6个百分点，新的消费增长点短期难以形成。二是投资增长走软。房地产去泡沫化背景下，今年1-5月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3.6个百分点，产业转型升级出现投资新热点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三是出口趋势走软。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外需增长乏力。同时，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升影响，出口行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出口意愿减弱。6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已经回落。
（三）政策建议。应对当前挑战，急需三个“进一步”，即进一步强化、进一步创新、进一步重视。
进一步强化积极的财政政策。缓解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积极的财政政策至关重要。第一，要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第二，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不断完善和改革中央、地方财税制度，强化地方财政的风险预警和约束问责（适度负债）。
进一步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近期，市场对部分货币政策工具已产生了“抗药性”；特别是调控信贷供给数量类工具，随着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比重下降，作用边界已明显缩小，工具创新任务紧迫。第一，要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作用机理的新变化，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第二，要参照一些国家用无息准备金要求、国外投资所得税或金融交易税等工具，有效管控“热钱”，防止其大进大出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
进一步重视监管政策的效应。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凸显了离不开监管政策发挥协同作用的功效，在美、英、欧元区等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因此需监管政策及其工具来预判、预调、预警，发挥好逆经济周期审慎监管的作用。
二、银行业风险防范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银监会成立8年多来，始终将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作为战略任务，积极引领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使其从内在机制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截至2011年5月，银行业资产总额达100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1%，拨备覆盖率逾240%，拨贷比2.5%，多项指标处于历史最好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也大幅提升。在看到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用“显微镜”逆周期审视风险，严守风险底线，确保我国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
（一）要严密防范平台贷款风险。做好这件事对有效防范我国财政性风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银监会历来高度重视平台贷款风险防范，早在2005年就对银政“打捆”贷款进行了规范整顿。近年来，坚持严格控制增量，扎实缓释存量，平台贷款风险防范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今年下半年，将抓好三个扎实细致，切实做好攻坚工作：第一，在多方协调联动上，做扎实细致的工作。化解平台贷款风险，关键要靠地方政府。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汇报沟通，增进协调配合，最大程度地争取相关各方的理解支持。第二，在推动政策落实上，下扎实细致的功夫。对抵质押担保补足、中长期贷款合同补正，“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全面实施等，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平台、每一个项目、每一笔贷款。第三，在破解主要矛盾上，进行扎实细致的创新。平台贷款成因复杂、涉及面广，风险防范既要坚定不移，又要慎之又慎，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多变，完善原有平台续建项目的规范工作，严禁用信贷资金支持新平台再上新项目（除保障性住房项目外），有针对性地创新出符合政策要求、兼顾当地实际的措施，避免冲突、解决矛盾、化解风险。
（二）要前瞻防范房地产行业贷款风险。近年来，银监会对房地产行业信贷风险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提前布防，包括及时制定并执行差别化个人房贷政策，以遏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严格监管房地产开发贷款，对有闲置土地、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拖延开竣工时间、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记录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停止新发放贷款和贷款展期。多次开展压力测试等。同时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贷款，实施了有别于商业性房地产和一般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这对降低房地产贷款风险、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将主要从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加强信贷精细化、科学化管理、及早检测预警和稳妥处置风险三方面入手，督促银行业落实现有政策不减力，强化风险管理不放松。
（三）要科学防范经济结构调整提前暴露的风险。由于我国间接融资占比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提前暴露的风险，必将在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对此，银监会一贯高度重视，要求也非常明确。下一步，银行业重点要做好两个准确把握：一是准确把握国家宏观政策。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大局，按照国家宏观政策要求做好“有保有压”，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特别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毫不动摇地加强小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二是准确把握风险底线，在信贷对象、时机和条件的把握上，必须坚持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严防风险把握不当带来负面冲击。
此外，部分行业授信集中度过高风险、操作及案件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也要高度重视；还要严肃查处违规开展银信合作、理财业务和票据业务规避信贷规模控制和实施监管套利以及违规揽储等行为。
坚持与时俱进，是持续提高监管有效性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银监会针对银行体制改革什么、经营环境变化和业务结构发展，积极借鉴国际监管改革的成果，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创新，效果十分显著。今年，要以强化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为抓手，继续推动提高监管有效性。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检测评估以及对关联性、同质化风险的科学评估，探索建立逆周期监管机制，逐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化公司治理，加强内控建设，增强并表管理能力，强化全面风险管理，优化薪酬激励机制，提高透明度，增强单体机构运营的稳健性。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三种风险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走势，我认为存在三种风险：
第一种风险就是滞胀风险。关于滞胀，当然我们现在到不了70年代美国那个水平，我认为中国目前更像是一种边际滞胀，增长速度逐步趋缓，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第二种风险是经济“硬着陆”。就跟气球一样，往下压的时候稍微用力超过边界，气球就整个破裂。所以，边界和力度非常难把握。前期泡沫吹的比较大，但是泡沫破裂打板子的时候，不是把板子打在前面的政策上，而是打在后面的紧缩政策上。
第三种风险是再次吹大这个泡沫。现在有人担心经济下滑，担心出现滞胀，担心“硬着陆”，主张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做的结果是把“软着陆”的时机再往后推，会出现更大的“硬着陆”。类似情形以前出现过，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宏观调控。1985年经济过热，1986年开始紧缩，紧缩的时候经济下滑，有人就慌了，于是重新放松银根。1987年出现没有通货膨胀的高增长，结果1988年通货膨胀一下子就上去了。
也有人说，中国现在不会出现滞胀，也不会“硬着陆”，因为中国政府有很强的投资欲望。过去确实这样，因为我们地方政府预算缺乏约束，很容易重新膨胀起来。但是现在有了新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被审计署披露出来，这就是新的约束条件。
通过审计公布出来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债务总体风险可控，但是结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西部地区债务占了27%。
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小企业，实际上真正压力恐怕不是来自中小企业。来自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来自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009年大量贷款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银监会提示风险，但是控制的结果限制了一些建设项目，又造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压力。
再有一个压力来自于房地产领域。现在地方政府在依靠土地出让举债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和房地产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最近有关部门出台几个政策，要求水利投入、教育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设要和地方土地出让金挂钩。挂钩之后地方政府肯定不希望房地产价格下来，房地产价格下来了土地出让金也会跟着下来，地方政府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
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有没有？我认为还是有的，但是存在难度。过去我们确实有过成功经验，比如1993年宏观调控力度是很大的，推出了16条宏观调控措施，到了1996年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那次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比较从容，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已经稳住了。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目前我国流动性仍很充裕
关于宏观经济形势，我补充两点：
第一点，从货币供应量来讲，我们目前供应量还是很充分的，从流动性来讲是没有问题的。这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9%，我国的GDP规模是30.1万亿元，M2的余额是47.5万亿元。那么，如果把M2除以GDP是1.58倍，是1.58块钱M2推动1块钱的GDP，这是稳健的货币政策。2009年的时候，GDP规模是33.5万亿元，M2的余额是60.6万亿元，当年GDP增速是8.7%。把M2除以GDP是1.81倍。就是说，上升了差不多0.29倍，这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了2010年，GDP规模是39.8万亿元，M2当年余额是72.6万亿元，当年GDP增速是10.3%，M2除以GDP是1.83倍，也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一季度GDP规模是963111亿元，增速是9.7%，如果按照同样增速平均来算，预估今年GDP规模可能达到38.5万亿元。如果按照这个来算，M2除以GDP大约是1.97倍。
第二点，我觉得目前经济形势更重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企业拿到了资金，但是可能不是去做实际项目，而是炒作别的东西，靠做交易来挣钱，而不是做实业来挣钱。这从很多企业行为短期化可以看出来。
刚才也有一些专家讲到企业原材料存货在不断增加，这也是一个问题。这说明需要有更多M2来推动GDP。另外还要注意，从各个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来看关联度在不断加大，跟什么关联呢？跟房地产的关联度不断加大。无论是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跟房地产的关联度在加大，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的贷款可能会流向房地产开发，或者按揭贷款等领域。从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看也是一样。
还有地方政府，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披露大概10万多亿元负债中间，有25000亿元左右是要通过土地出让来还债的，说明地方政府还债部分跟土地的关系已经占到25%了，还没有提到负债借来的钱用到哪些领域。我看很多跟土地整理、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有关，这么一算，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跟房地产相关联。
我们再看一下企业。现在越来越多企业进入发债领域。从金融机构、居民到地方政府，资产负债都跟房地产越来越关联。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加大。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我国经济近忧不大 通胀可控
中国经济近忧不大
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究竟如何判断？在充分对称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正常的，通货膨胀是可控的，货币政策并未过度紧缩。虽然，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推进改革，世界经济近期和未来都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确有诸多远虑但是没有太大的近忧。
经济增长放缓与经济增长正常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确实有所放缓。第一季度9.7%的经济增长，与前10年平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有明显的放缓。7月1日公布的6月份PMI为50.9%，环比回落1.1%。PMI数据的回落，也显示未来3到6个月，经济不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是放缓并不等于不正常。如果以发改委计算的中国现阶段潜在增长率作为标准，第一季度9.7%的增长正好在9.5%-10%的潜在增长率水平的区间内。第二季度我估计在9.1%-9.3%，应该是现阶段最合适的增长水平，当然是正常的增长水平。虽然PMI有所回落，仍然是在50%的扩张区域内，PMI缓慢变化也完全不同于2008年11月份，骤降至38%，达到2005年指数建立以来的最低水平。
5月份工业增长值13.3%比4月份下降0.1%，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0%，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这也是我对经济放缓的另一个担心。参考刚刚公布的行业利润数据，三个利润下降的行业都是政策调整的重化工业范畴，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对应起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下降与产能过剩、节能减排的调整有关。从环比看，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是增长的，增长水平1.03%。
从现行指标描述的形势看，经济增长应属正常状态。对全年的增长态势展望，从现行指标分析来看，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8%，增速比1-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高于前10年23.8%的平均增长水平，应该是投资需求旺盛的表现。春季广交会出口企业的订单显示了正常的增长，今年出口增长呈现稳定态势。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16.6%，增速比1-4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8%。（1-4月的消费增长16.5%，低于同期增长1.6%）应该与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的下降有关。所以，16.5%的增长应该属于刚性消费，全年消费水平不会有进一步的调整，应该能够保持刚性消费水平上的平稳增长。
“电荒”是在1-4月发电量增长11.7%的情况下出现的供应不足，说明现在的“电荒”属于增量需求所致。“用工荒”说明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劳动力供给。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形势都显示经济活动是相当活跃的。
不论对静态现行指标还是动态现行指标的分析，都没有理由说中国经济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出现不正常的减速。
根据“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驱动力的分析来看，投资增长超过去年24.4%，去年对GDP增长的贡献是5.6%，今年应该可以保持这个贡献率。消费去年贡献率是3.9%，今年因为汽车，家电下乡等等，可能有所下降，但是个税调整后可直接增加3百多亿元的消费，80%的工薪族零个税对增长产生的乘数效应可能在万亿元以上，都可以部分补偿消费贡献的下降，我们估计在3.5%-3.6%左右的水平上。
进出口顺差增长去年对GDP的贡献是0.8%，今年考虑外需市场恢复不及预期，加上进口战略的推进，我们保守地估计顺差增长贡献在0.4%-0.5%之间。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在9.5%水平上下是可以预期的。而中国经济在低于前10年两位数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增长仍然是全球最高增长率。
通货膨胀较高与通胀形势可控
今年5月份CPI增长5.5%，增加了通货膨胀会进一步攀升的担心。6月份预期CPI增长6%。如何认识目前的通胀形势？首先，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2009年9.2%的经济增长，平均超过28%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也就是说，每一块钱的价值创造，对应着流通中的3块钱。经济最后平衡的结果，就是一块钱的价值要卖出3块钱，价格水平就上去，通货就膨胀了。
钱多了显然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实证研究证明，通胀一般发生在经济走出危机恢复平稳增长以后，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第三季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连续4个季度保持平均水平上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已经稳定以后，央行立即动用货币工具调控通胀，政府把通胀管理放在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地位的原因。今年的通胀形势变化印证这个决定显然是正确的。
通胀还有输入性压力。今年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长超过1380亿美元，其中顺差29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84亿美元，也就是说近千亿非贸易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大大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也是存款准备金率每月上调一次的主要原因。实际从去年6月人民币重新呈现升值态势以后，外汇占款就呈现快速上涨的态势。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下，资本快速流入态势不会改变，相信存款准备金率随月度上调的操作也不会改变。美联储开始上调利率的时候，这个态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在美元的货币政策没有转变之前，国际大宗商品价上涨应该是一个常态，投机行为利用一些经济数据和突发事件推动的价格波动也会不断发生。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输入性影响，只能靠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消化。
至于其他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引用美国一位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说过的一句话：旱情对农业的影响常常被高估，农业并非看天收成，人的能动性在其中大得可怕。实际上2005年以来，国内几乎年年旱灾水灾，但是连续7年粮食增产，只要政策到位，救灾得力，今年的大旱也未必一定导致粮食减产，未来粮价也未必会因为供给减少而上升。
夏粮丰收已成定局，相关部门通过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对流动环节和市场秩序的管理，应该可以有效遏制一些不合理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近期启动的与通胀挂钩的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机制，对提升全社会的通胀承受能力会起到作用。
我们认为，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够到位，国际国内不发生所谓“黑天鹅”事件，今年国内的通胀应该可以稳定在5%的水平上。
货币政策“超调”与货币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并未“紧缩”。首先，银行新增贷款没有紧缩。第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2.2万亿元，如果按照3-3-2-2的额度控制的原则，今年全年银行新增贷款增长规模与去年不相上下。其次，第一季度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超过4万亿元，其中至少25%甚至更多是属于信贷产品。按照这样的趋势，今年通过银行理财产品发放的银行信贷一定会超过去年的2万亿元。第三，第一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额超过去年季度平均水平。去年社会融资总额14.27万亿元，季度平均超过3万亿元。而且，在社会融资总额的统计中，并未包含民间借贷情况。民间资金超过万亿元，而且信贷活动非常活跃，资金周转快过银行信贷。我们估计，如果今年的社会融资总额，延续现在的银行信贷略超50%，债权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占另外半壁江山的格局，加上民间至少过万亿的脱媒资金，今年全年的社会融资总额一定会超过去年的14.27万亿元。这样的融资规模，就算与2009年和2010年的非常态情况相比也不能说是“紧缩”吧。
货币政策实际是稳健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不仅要把流动性控制在合理水平，把通胀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上，而且要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保证经济的平稳正常的增长。我们注意到，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9.7%，CPI增长平均5%，经济平稳运行的货币需求增长是9.7%+5%=14.7%。第一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长平均16.6%，超过经济平稳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需求增长1.9个百分点。货币政策是稳健的，而不是紧缩的。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当放缓符合规律，通货膨胀是可控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今年经济数据变化描述的经济态势处在正常状态。中国经济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需要大力推出一些改革举措，理顺一些关系，以缓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虑。
宗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把握政策组合的节奏和力度
由于经济下行、物价维持高位，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和治理通胀之间的关系，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宏观政策面临的“两难选择”。
一、经济呈现增速下降和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交织的局面
今年一季度，GDP增长9.7%，二季度可能只有9.1%左右，自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逐季放缓，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宏观政策主动调控。为缓解通胀压力、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加大节能减排和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去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不断收紧，央行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对抑制经济景气扩张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二是基数因素。2009年到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不断抬高。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比年初更加复杂，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正因为这样，IMF刚刚发布的报告调低了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4.4%调降至4.3%。从国内来看，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规划项目投资需求较大，随着各类产业发展规划落实到位、我国传统施工旺季的到来，二、三季度一些新项目将集中开工，投资需求有望较快增长。截至5月底，全国保障性住房项目总体开工率仅为32%。由于保障房建设一头连着民生和政府承诺，一头连着钢筋、水泥和经济增长，预计下半年国家将加大力度，督促、鼓励和支持各地加快保障房建设，这将对下半年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支撑作用。但与此同时，企业库存创历史新高，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面临着向下调整的压力。
进入2011年，全国消费物价不断走高，通胀压力不断增大。今年1、2月份CPI均上涨4.9%，3月份上涨5.4%，4月份上涨5.3%，5月份上涨5.5%。总体上看，今年物价还是属于结构性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引起的，如食品价格涨幅达11.7%，居住价格上涨6.1%。但我国物价正在由结构性上涨向全面上涨转化，不仅食品和居住价格快速上涨，而且非食品价格也在上涨且涨幅不断增大。未来全国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一是食品价格将维持在高位运行。受自然灾害频发、游资炒作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大米、蔬菜、水产品和中药材等价格很难下降。同时，由于猪肉在我国消费篮子中的比重高达9%，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猪肉价格的高涨将对CPI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国际方面，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最新报告，因全球粮食库存下降、总需求增加且农作物总产量增幅有限，预计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全球食品价格将维持在高位运行。二是从中长期来看，受刘易斯拐点临近、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品将面临长期上涨压力。三是流动性总体过剩的局面不会改变，物价上涨的货币条件和基础依然存在。四是PPI增长较快。前5个月上涨7%，向下游传导压力依然巨大，传导的过程还将持续。
初步预测，二季度全国CPI上涨5.5%，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PPI上涨6.5%；三季度CPI上涨5%，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比二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三季度CPI比二季度回落的主要原因在于翘尾因素的影响，而非新涨价因素的减小，说明通胀压力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我们预计，今年全年物价的低点最可能出现在四季度，CPI上涨4%左右。
总体看，尽管经济有下行风险，但短期内风险不大，“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很小，治理通胀依然是近期宏观政策的核心。初步预测，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9.3%左右，四季度9.4%左右，全年经济增长9.4%左右。应该看到，国民经济增长适当放缓，也是宏观政策所期望的，增长低一点，更有利于结构调整、有利于节能环保、有利于推进改革、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有些评级机构和国外机构的经济学家开始就经济减速以及地方债务问题大做文章，唱衰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实际上美国债务以及地方债务是非常严重的，只盯住我们的一些问题。需关注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把握调控政策组合的节奏和力度，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未来1~2个季度，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确实面临着“两难”抉择，应注意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节奏和力度，在“稳增长”和“控通胀”之间取得平衡。
第一，货币政策方向不变，操作工具微调。宏观调控政策方向不应该改变，货币政策总体回归稳健的方向也不应该改变。但与此同时，对部分政策工具可作出微调。因此下半年可以适时加息1~2次，7月已先加1次，以后可视情况灵活掌握。一方面要让市场明确政府坚定控制通涨的决心，没有犹豫。但由于银行可贷资金已比较紧张、部分实体经济的正常贷款活动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认为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不大。解决全社会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应该通过发行央票、加快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途径解决，而不是单纯依靠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来解决。
第二，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针对性提前启动一些财政政策。尽管“硬着陆”的风险不大，宏观调控政策将保持总基调不变，但为防止经济下滑趋势，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为明年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应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应突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尤其是在货币政策空间已较小的情况下，应注意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一是更加重视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加大对保障房建设的支出；加大财政补贴，鼓励和刺激农民种粮、种菜的积极性，增加供应。二是更加重视减税的独特作用。对企业而言，减税能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和完善供给，稳定经济增长；对个人而言，减税能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居民消费。
第三，房市调控方向不变，保障房建设加快推进。当前房地产不仅仅是一个行业、一个市场的问题，已经演变为关系到国民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使收入分配持续恶化，产业空心化和“未富先空”，导致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从长远看，房地产调控的最终目标在于回归住房的基本属性，即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而不应成为投资和投机的工具。因此，房市调控将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把抑制投资投机需求、扩大保障房建设和完善长效机制作为政策的三个基本点。
由于外部环境再次恶化、进口快于出口，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可能会减小。与此同时，不论是名义增长还是实际增长，今年消费都显著放缓，并且消费需求本身比较稳定，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因此，今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看投资，而投资增长主要取决于保障房建设。但是，截至目前，全国保障房建设进展情况不尽如人意，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工率都在34%左右。因此，未来可能会采取财税、金融、土地等多种政策手段，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争取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