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北大赛瑟论坛发言摘登
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于2012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改革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就会有危险。此次论坛上，来自政、产、学界的保险业内人士以“深化改革，稳中求进——保险与社会保障的视角”为题，热议我国保险与社会保障改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新发展阶段对社会保障提出新要求
我就社会保障领域的深化改革和稳中求进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对当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做一个定位的判断。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被提升到国家决策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二是覆盖人群迅速扩大，去年全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了6亿人，各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超过13亿人。三是保障水平持续提高，从2005年到2010年我们连续八次调整企业退休养老金，去年养老金水平比2002年增长了1.5倍。四是社会保障的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仅城镇地区，去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370亿元，支出1900亿元，结余2860亿元，分别比十年前增长了6倍、5倍和16倍，为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街道、社区、行政村普遍建立了基层社保服务站所。全国统一社会保障卡已经发行1.99亿张，城镇全面实现了医保费用的及时结算。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斯德哥尔摩接见中资机构以及中方人士的时候也讲到，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做了两件比较大、比较出色的事情的话，其中一件是我们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个观点，深化改革。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社会保障作为政府的基本公共政策，在我国长期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就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下，政府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障政策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是长期存在的矛盾。
这个基本矛盾在现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们社会保障的加速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城镇化加速为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四是就业多样化对社会保障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五是人民群众多样的需求对社会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个观点，稳中求进。稳中求进是今年工作的总基调，社会保障工作也不例外。根据这个基调，我们确定了五个工作任务：一是推进新农保和城镇养老保险全覆盖，今年7月1日全面启动，并且把基金管理提升到省级层次，有条件的地区我们积极鼓励，合并实施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二是稳步提高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坚持多交多得的原则，另外还要提高医疗保险的待遇水平。三是巩固完善全民医保，全民医保的重点从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四是着力强化社会保障的管理服务。五是加强顶层设计和重大政策研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保险业要提升风险管理的话语权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保险业转型的一个思考。如果要对过去30年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脉络做一个提炼和总结的话，我认为应当是，我们的产业从小到大；我们的公司从少到多；我们的产品从简到繁；我们的经营从粗到细；我们的监管从虚到实。当然，我们显然不能满足和长久停留在这个现状，未来保险业转型的方向应该是，我们的产业一定要从大到强；我们的公司一定要从多到优；我们的产品一定要从繁到好；我们的经营一定要从细到精；我们的监管一定要从实到准。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第一个跨域相对容易，但第二个跨越相对来说非常难。
保险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年年讲，月月讲，为什么解决不了？我研究后认为有这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经营规律使然，保险公司有一个内在扩张的冲动。第二是供求规律使然。市场经济的内核就是自保障，社会的要求和保险业的弱小形成反差。保险业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要去迅速做大，提供更多的产品，来收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第三是竞争规律使然。在我们开始发展保险业的时候，就面临着全球化，面对从国外发达市场进来的航空母舰型的大公司，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扩张冲动，希望迅速做大，去跟国外一些公司抗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第四是激励机制使然。监管机构和保险法规等一些具体条款的规定，使得各公司必须围绕着保费这样一个指挥棒来转，这就不难解释以市场份额论成败、以保费论英雄的现象。第五是路径依赖使然。保险业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整个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外向型的，就是一个粗放型的，作为其中一个部门它不可能独善其身。
经过30多年发展，保险业发展的动力和增长的基础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保险业转型应当说具有一个客观的必然性，但是这种转变也不是说完全自然而然就能达到，它一定要建立在对全行业一些问题的共识基础上，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保险业的定位。从宏观层次，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完善的保险制度就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从中观角度，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重要的手段，要提升风险管理的话语权，而不是去跟银行、证券、基金等等去争夺金融话语权；从微观角度，保险行业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做好专业化是第一步。
第二是对创新要有共识。创新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风险管理模式等等的创新，当下，很重要的是产品创新和风险管理模式创新。
第三是竞争。当然我们的市场从来不缺竞争，但中国市场竞争的层次、竞争的手段、竞争的能力相对来说都还是很欠缺的，我国保险业要提高“深层竞争力”。
第四就是监管。监管要与时俱进，但是也要抓住根本的东西，比如偿付能力监管。监管者要伸出扶持之手去扶持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竞争、规范竞争的环境去保护产权公正。同时也要做好自身定位，强化扶持之手，防止滥用干预之手，斩断掠夺之手。企业干好自己的事，政府干好自己的事，整个市场才能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中国保险学会会长孙沛城：我国保险市场迫切需要清理整顿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特别是入市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保险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去年我们保险业收入已经达到了1.43万亿元，总资产超过6万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在这当中，人才队伍、管理能力、法律法规及一些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地配套下来。现在的市场存在着不规范竞争、重规模、轻质量、抢市场、上规模等问题，导致了车险理赔难、寿险销售误导、行业整体形象不佳等等。对于目前这种情况，我有以下三个看法。
一是现在迫切需要清理整顿保险市场，促进依法经营，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形象。保险的本质决定了诚信是整个保险行业的立足之本，良好的声誉是保险业发展的基础。保险监管机构要依法采取管用的、有效的措施，加大对市场行为的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行为，重点治理理赔难、销售误导等这些被业界称为顽疾的问题。
二是要继续推进改革，找准方向，明确目标，清晰发展路径，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推进保险业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为保险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当前形势下，要保持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以改革促发展。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把竞争规则和经营规则完善好，改变目前保险业存在的以市场份额论英雄等一些粗放的发展路径，用质量和效益建立科学的行业发展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要深化保险公司的治理和保险营销体制的改革；再次要稳步推进费率市场化的改革。
三是要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不断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保险保障的旺盛需求，服务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现在我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也成了第六大保险市场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生产的各个环节还有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对保险保障有旺盛需求。但是我的总体判断是，现在不是保险没有需求，而是保险供给不足。总体发展不够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加快发展仍然是保险业面临的首要任务。首先从保险业的覆盖面来讲，覆盖领域很窄很小，特别是责任保险的覆盖面相当低；其次是养老和健康保险还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再次是“三农”保险，农民、农业和农村享受保险的面还是很小的，特别是种植业、养殖业还相当薄弱；最后就是产品结构有很多不合理，理财产品在各家公司的产品中占比相当高。
对于保险业来说，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运转，促进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均衡金融资产的比例等都是保险业的责任。但目前这四个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我们引领和推动。只要把市场规范好，把改革推进好，把保险的本质恢复好，发挥保障功能，在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保险业自身就会有一个持续、健康的发展势头。
台湾产险公会理事长戴英祥：保险是一个与人高度正相关的产业
我认为保险是一个与人高度正相关的产业，无论是从保险公司内部，还是从整个保险市场发展来说，“人”的部分至关重要。
在保险公司内部，人才非常重要。公司的政策、制度等都是由人来制定。如果用对人，公司所做的事情和制度就不会太离谱。一个保险公司要如何发展？这牵扯到公司营运策略的问题，是要倍数成长？还是一年成长两位数或者是个位数？这完全取决于公司内部人才是不是到位。人才有多到位，就可以做多少业务。以我在产险行业工作三十几年所看到的各种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公司本身业务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内部人才所能够承担的范围，短期可能有亮丽的数字，但是长期一定会有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在面对真正问题的时候，这个公司恐怕都没有机会能够反转。
汽车险是产险中非常普遍且大众化的业务，汽车险的经营跟人有着绝对的关系。营销、核保的员工如果选错，后面理赔就会吃力；理赔人员、理赔制度没有架构好，最终会“内神通外鬼”，汽车险损率不可能有好的数据。汽车险的经营看起来虽然不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但是汽车险的经营过程要跟非常多的修理厂、汽车厂商等紧密配合，如果相关人员的操守观念有问题，就会把整个产业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在产险公司内部，两核人员需要长期培养，而且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生生不息。
初期保险公司经营的时候，常常容易陷入卖方市场，消费者对购买的保单没有什么选择。但是随着市场的慢慢成熟，保险市场一定会转到买方市场，这两个市场间互动的关键就在消费者。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我个人认为英国的产险市场很巧妙地在进步，表面看起来没什么稀奇，但是在全世界市场走向自由化以后，能够屹立不倒且市场机制互动良好的大概就属英国的保险市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英国保险市场的消费者层次很高端。虽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但从一个保险市场长远经营的角度考虑，不论保险公司还是监理单位，绝对不能够忽略对消费者长期的素质提升。
消费者的需求对于保险产业经营也是一种教育，它会告诉我们消费者想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不满意什么。保险公司通过这样的互动，可以慢慢去调整自己的战略。在我们的保险市场上，如果能够透过各种机制，让消费者的反馈能够不断地调整保险经营的理念，那么，整个市场一定会走向一个健康、合理的轨道。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保险业的下一个出路来自创新
严格来讲，中国保险业跟国际接轨、引进现代保险概念应该只有20年。1992年，友邦进驻中国，营销员体系席卷中国大地，支撑了中国保险业这20年来的高速发展。进入本世纪，银行保险这一新销售渠道的异军突起，又支撑了我国保险业近十年来的高增长。中国保险业一直以来的高成长，一是得益于体系的创新，二是得益于新渠道的拓展。
对于企业来说，一个产业创新是很艰难的，我对三股颠覆力量的体会很深。一是产品的创新，所有产品都有生命周期，产品的生命周期决定了这个颠覆的持续性和周期性。二是渠道的创新，比如银行保险的新渠道，过去引进个人代理制等。三是新市场的崛起，比如过去泰康走县乡保险的路线，城乡一体化带来了这个市场的崛起。产品、渠道、市场作为企业创新的三个颠覆性力量，一个比一个强。
中国保险营销员体制走到今天，传统的人海战术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今天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面临增员难、留才难的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保险行业收入应该是平均行业水准的两倍，但实际上我们营销员的收入并没有太多增长，所以行业很难吸引人才。不走专业化道路，不提升专业化能力，不提高收入水平，保险行业就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未来营销员体制一定要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
对于银行保险渠道来说，过去的银保产品只是简单的储蓄产品的替代，误导现象严重。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下降，产品销售能力就会随之下降，加上监管的变化等原因，银行保险去年是负增长，今年一季度还是负增长，银行保险的动力也受到挑战。
当个人营销和银行保险都进入瓶颈期，需要转型时，保险业的下一步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创新。这个创新来自于什么？还是来自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向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迈进，这个迈进的核心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崛起的最核心有两个，一个是理财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消费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的转型也为保险业的转型带来机遇。
我们认为，保险本来就是中产阶级的专利。一直以来，泰康都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一是坚持专业化，二是抓住中产阶级和家庭的概念。
保险业是服务业，保险业是金融业，保险业更是一个消费产业。既包括对未来的消费，如养老，又包括现实的消费，如医疗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庹国柱：未来保险监管将宽严有度
今天，我从保险监管政策和保险行业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来做一个探讨。我认为，只要严格监管，就能提升保险业发展的效益和质量。如果放松监管，加大市场化的步伐，虽然可以上规模和速度，但是保险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就会掉下来。
这个结论的得出，是我对中国保监会成立14年来，监管政策几大阶段的波动和整个保险行业业绩表现进行梳理后得出的。为了说明这个结论，我把这14年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思路的变化和保险行业、主要是财产险行业的发展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8年到2002年，实行严格监管。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对保险业实行了市场主体准入和费率监管两个方面严格的监管政策，这种政策从整体上为产险行业创造了较大的盈利空间。虽然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建立起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没有能够把这种盈利空间有效地完全地转化为利润，但是行业整体盈利水平还是不错的，而部分活力较强的股份公司也取得了良好的承保利润。这个阶段的严格监管，对行业效益提升的作用一直持续到2001年末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是监管政策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2002年到2008年，保监会放松了对产险行业市场的准入和费率的监管，降低了行业经营利润的空间。这个阶段可以分为两个小的阶段，一是2002年到2005年，这个阶段监管部门第一次提出了“做大做强”。2003年车险费率第一次改革，2004年保监会大量新批保险公司和经营机构，且连续多次提高利率，完成了当时寡头垄断市场格局下的一轮动态调整，这种调整在2005年由于监管部门大规模批准市场主体而结束。二是2006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监管部门开始意识到部分市场主体的恶性竞争对市场的伤害，出台了一些治理政策。但是因为准备金方法的改变和偿付能力监管力度不够，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监管部门没有放弃做大规模的指导思路等原因，行业的恶性竞争持续加剧，在2008年遭受资本市场下滑带来的巨灾损失和强保损失，造成全行业亏损。
第三个阶段从2009年至今，严格监管，直接带来了行业盈利的增长。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太多新的法规出台，但是由于监管思路的转变和新修订的《保险法》，授予监管部门更大的权限，严格监管的执行力度大大增强，加上市场上大部分经营主体也从自身的需求出发，调整了经营战略，监管与经营思路得到了比较好的统一。在这种内因和外力共同作用下，财险行业进入了一个最好的盈利阶段。
虽然有人管近半年来保监会的严监管政策叫做“监管高压”“监管风暴”，但我认为，这是保监会必须在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之间加以权衡，找到的一个适中的路线。首先监管部门在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的选择之间，很可能要遵循“做大”是无上限，“做强”“做好”有底线的逻辑；其次在市场准入问题上，降低现有市场主体的集中度；第三在费率监管问题上，可能会在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实行谨慎的放松政策。
如果上述逻辑有道理的话，从长期来看，随着市场主体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费率市场化将是发展趋势，监管将是宽严有度，既不可能实行监管高压，也不可能实行自由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