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IG危机思考中国人保财险的战略方向

杨颉

    一、AIG危机的原因简述

    2008年9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宣布，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濒临破产边缘的AIG提供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此项贷款以AIG全部资产作为抵押；同时，为此美国政府将持有AIG集团79.9％的股份，并有权否决普通股和优先股东的派息收益。至此，AIG的名称算是保留下来了，但AIG事实上已经易手，而且金融海啸中的这个幸存者已千疮百孔，它的复元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难努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为什么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人保财险也是一个逐渐跨国化、经营多元化的世界级大保险公司，AIG的前车之鉴，对我们教益良多。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AIG危机的原因，以便思考中国人保财险的战略方向。

    格林博格于2005年3月从AIG的CEO位置上卸任。虽然格氏的卸任和财务丑闻有关，但平心而论，格氏执掌AIG的几十年，已经为这个全球保险业巨头积累了可资继承的一整套保险经营思想，只要人们能从他的系统思想中剔除危险的成份——投机。AIG在今天的危机，原来在大约二十年前就埋下了种子。1987年，AIG在伦敦设立了一家子公司，名为“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英文简称AIGFP）。它的主营业务是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体说就是为银行和贷款公司所发放的贷款风险进行保险，名为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在这个业务中，AIG几乎是坐收其利，当然是在债权人很好履约的情况下。AIG凭什么能够担当债务人的保证人呢？或者为什么债权人相信AIG的保证能力呢？因为两个因素：一是AIG多年积累的信用；二是AIG的资金实力。

    但整个这盘游戏的成败，全系于债权人（即借款人）是否履约。如果债权人不履约，那么作为保险人的AIG的麻烦就大了。AIG的伦敦子公司一开始也只是试水，小幅介入，但越做甜头越大，胆量也越大，由最初的每年营业金额不足10亿美元上升到近百亿美元。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到来，不能按期归还银行贷款的住房者开始大量浮现，但是银行和贷款公司并不追索这些真正的债务人；他们追索AIG，因为AIG是这种放款的保险人。索债金额迅速膨胀，AIG财务困难一下子浮出水面。而这这种糟糕的财务信息又迫使AIG的股价跳水，自2008年初至今，AIG的股价已缩水79％以上。而股价缩水更把财务困难问题雪上加霜，AIG从2007年第三季度至今连续亏损。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保险业巨厦居然訇然塌下，目前仅依靠政府之力勉强维持。分析界多数人认为是金融海啸的挟裹之力所致，如果次贷危机不是如此排山倒海，AIG将不会是今天的局面。这些见解当然自有其道理。但我认为AIG危机的根源正在AIG自身，是世界保险业的，尤其是AIG的保险思想出了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把投机视为保险经营的主要手段，尽管并未视为唯一的手段；而在经营的文化伦理上把投机视为当然之事，凡投机胜利者即为正义者，即有权利享有巨额资产带来的一切利益。当然，从20世纪一百年的经济文化伦理看，投机正义论的盛行构成这种保险思想孳生、蔓延的大环境。世界保险业想要稳健地发展，尤其是中国人保财险的稳健发展，必须从改变保险思想反思起。由健康的保险思想到设计稳健的保险企业战略，再到具有权力制衡基本架构和良性激励机制的管理层构造，AIG的危机给中国人保财险提供了一个系统思考的案例。

二、中国人保财险的战略方向思考

（一）在全系统宣传、渗透健康的保险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中枢。AIG的危机正起因于病态的保险思想。我们知道，格林博格是做销售起家的，他的前任，也是他的引导者史带，在临终时谆谆告诫他：保险以众人的福祉为旨归。众人的福祉并不必然地与企业利润相冲突，常见的情形是：众人的福祉越是扩大，企业的利润越能够稳健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格林博格基本上实践着这种健康的保险思想。但是在美国由狂躁而渐近疯狂的格林斯潘时代（1987－2006年），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层出不穷，衍生品的交易也更是花样翻新。他们是怎么经营金融衍生品的呢？用投机的方法。AIG在做什么呢？它在为次级债这样的垃圾放款提供保险！出问题就是必然的。再说商业银行，它乐得付给AIG一笔不菲的保费，因为在次级债上组合进来AIG的保险，那么这种次级债产品将会卖到更好的价格，商业银行赚得更多。至此，AIG提供的保险已经成为投机者打包、组合的对象，AIG已经被捆绑在火炮筒上，注定要与火炮（次级债）共存亡。AIG眼前固然收获了可观的保费收入，股东利益也最大化了。风险就这样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爆发之时就是整体毁灭之日。

中国保险业尚没有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保险思想，作为国内市场上最大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国人保财险，有义务探索这种独具特色的健康的保险思想，并回馈到整个中国保险业。在当前中国保险思想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极易感染“格林斯潘时代”那些危险的因素，尤其是其中的“投机正义”。笔者认为，寻觅这种保险思想资源，绝不应当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智慧和伦理。比如保险企业立足于众人福祉这种健康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就可以找到有益的滋养。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保险企业的功能言之，如果你不对众人福祉起到“立”、“达”的保障作用，而欲通过投机业务来片面地做到“己立”、“己达”，岂非南辕北辙？若从历史长河看，西方思想的主流也是健康的，比如英国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曾说：“人性中会有偏私的成份，但文化的进化应使人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并加以约制，鼠目寸光的个体，如果只抱着自己的最大化利益，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了20世纪，撇开价值伦理而孤立地谈论自身利益最大化才成为风气：不论采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够把公司当前利益最大化就行。

中国人保财险作为中国保险业的领军企业，有责任在实践中吸收、运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的保险思想。当然，这样的思想不是写在那里供人观瞻的，它有其实际作用：在领导层，它有益于建构一种审慎稳健的发展战略；在管理层，它有益于造就具有权力制衡架构和良性激励机制的管理格局；便是对于每个保险从业人员，一种优秀的保险思想也应该而且必然会起到滋味人的职业伦理和工作精神的作用。

（二）确立保障众人福祉基础上的公司发展战略

 改善民生，增进福祉，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主要的精神，也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努力以赴的执政目标。这种政治思想的精髓，其实也具体而微地体现于保险企业之中。

近代以来的经济学中有一个信条：即使是浑浑噩噩的人，他只知道追求自己的私利，根本想不到别人，可是他的自谋私利的结果往往促进了公共福利的增加，也增进了他人的利益，此为他所始料不及的。为纯粹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辩护，主要的理论原理就是这个信条。还有一个信条，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霍德林有名的“蛋糕理论”：他把利益比作一个大蛋糕，有若干竞争者奔踊而来，谁先下手切去一大块，谁就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两个理论结合起来构成20世纪这百年来企业的基本价值意识，表现为片面的孤立的利润最大化主义。

我们知道，二战以后，西方大企业大都经历了一个股份制改造过程，它的资本制度决定了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旨归。股东利益最大化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个最大“化”的过程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的，而操作者是谁呢？并不是股东，而是经理阶层。股东其实不了解社会系统的详情，谁不实践也不会知道，他们要的是理想化的利益最大化，经理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那就只好不惜以破坏社会系统内在规律作代价去满足股东的愿望，实际的表现为：恶性竞争；通过过度创新绕开监管规则，深涉高风险领域；丢失行业本质而热衷于旁途谋利；只顾眼前攫利而不虑企业长久基业等等。这些病态的现象，在西方企业中是比较普遍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制度和片面孤立地追求最大化的价值意识共同促成了这些现象的出现。

中国人保财险也面临着西方企业负面的影响。若使我们的整个公司战略建立在这些负面精神之上，恐怕会给公司可持续发展埋下巨大隐患。作为保险企业，它的企业本质究竟是什么？其实AIG的创始人史带当年已经一语道尽：众人的福祉。当然，这又与慈善事业有绝大的不同。慈善事业是一种有往无回的施予，但保险企业谋求的是一种共赢。如果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众人的福祉”，那么公司的发展将失去基础。史带当年为什么要告诫格林博格把众人的福祉放在首位呢？因为失去众人的福祉，公司将成为无源之水，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保险企业的企业本质。

用这个道理反思AIG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格林斯潘时代”过分热衷于投机攫利，正是丧失保险企业的企业本质的表现。丢失了企业本质，保险企业不再设法在为众人福祉提供保障的功能上励进自己，而热衷于超常规地膨胀投机功能。投机这个泡沫一破裂，企业整体就毁灭了。

基于以上的道理，我认为中国人保财险的公司发展战略应建基于保险企业的企业本质之上，即“众人的福祉”之上。战略重心应是通过最周到的“众人的福祉”，与客户建立长期互信的关系，并且稳健地扩大客户群体，使公司不仅成为保险市场上的领军企业，更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思想的实践者和典范。至于上述的“私利人”信条和“蛋糕理论”，公司发展战略中应吸收其合理成份，绝不能把它们作为公司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三）造就具有权力制衡架构和良性激励机制的管理层

在现代超大型企业中，管理层问题使企业领导者殚精竭虑，但至今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过分束缚、限制管理层的权力，则管理层没有积极性，成为上传下达、照章办事、无所用心的官僚阶层；如果过分扩大乃至放任管理层的权力，它又会冒险蛮干，以致于闯出整个保险企业也无法承担的大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管理层收购”，曾经被人看作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它是指经董事会认可的高管人员和子公司负责人可以由公司赠予本公司的股票，成为公司所有者之一。但这次金融危机却证明：管理层收购刺激了受益者的投机攫利的欲望，促成了危机超规模、加速度地到来。再看AIG的案例。伦敦子公司的卡萨诺不仅享有与业绩挂钩的薪水，还享有同样与业绩挂钩的公司花红，在过度放权的情况下，他自然地倾向于铤而走险。一次次的成功使他胆子越来越大，也使公司领导者对他越来越放心。但他的一次投机失败就引发了数百亿美元的亏空，以致整个公司也无力承担了。管理层权力过大，又受个人利益刺激，迟早会出这样的大事。

集权不行，分权也不行。要构造一个高效而安全稳健的管理层，笔者认为，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中吸收智慧。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历次大批判，中庸已经声名狼藉。所以我国企业在管理思想的吸收上，往往只看重西方的极端东西，对自己民族的智慧却一无所知。孔子在《论语》中表彰大舜的治世智慧为“允执其中”，“执其两端而用中”。我们试拿中庸理论反思一番中外企业二战后这几十年的历史。原来的国营企业，高度集权，滋生了大量的尸位素餐的官僚人员，这是在集权这一端之害。而西方企业经营权过度下放到管理层，引致局部风险泡沫的崩溃毁灭整个企业的悲剧，这是在分权这一端之害。“执两用中”就是把两个极端加以中和，形成中间策略，既可以把两端正效应结合为一体，更可以通过它们的相互生发而产生更大效应。舜帝当年就是这样“治世的”。

一个合理的权力制衡结构，应该充分吸收集权的优点和分权的优点，而不是简单地排斥这两者。中国企业“一收就死”，西方企业“一放就乱”，都没有找到治理的法门。原因何在？就在于建构者的心中没有中庸意识：一言收权，就不分青红皂白全部上收；一言放权，就把所有权力整体下移。西方企业已经饱受权力整体下移之害。权力整体下移只能使权力的负效应失控；所谓其“焕发活力”之效，只是电光石火的一闪，不可高估。要害文章在制衡二字。某些权力要下移，但也必须是监管到位条件下的下移；某些权力要上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成为少数领导者的私权，从本质上说，它们仍是全公司的公有权力，是为公司服务的，它的行使置于公司内民主的监管之下。根据经营条件的改变情况，哪些权力下移，哪些上收，是需要经常调整的，有法而无式，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可供照抄照搬。我们过去一味信仰西方企业的权力整体下移的分权模式，也试图把它移植到我国企业中。但西方模式出了大问题，局部毁灭整体，刚好给我们敲响了警种。

（四）滋养全体员工健康的职业伦理和工作精神

前文曾说，应当把健康的保险思想渗透到每个员工的意识之中，因为借此可以滋养全体员工的职业伦理和工作精神。一个公司没有合适的伦理，没有一种共同价值观（精神），仅有少数中坚力量的任劳任怨，是无法持续发展的。

职业伦理的核心是“诚”、“敬”二字。诚，就是真诚地对待你的本职工作和你所在的公司。你即使并不爱它，但只要和它呼吸在一起，就应该诚实地对待它。这是一种伦理底线。“敬”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它要求你在意识深处对于你所从事的事业有一种虔敬的感觉，有一种天降大任、栗栗畏惧的使命感。诚、敬的职业伦理，底线要求就是“做一份公平的工作，拿一份公平的工资”，如果所获超过了自己的付出，内心会不安宁。更高的境界是与你的生存载体建立起情感。在中国人保财险从业的芸芸中华子民，急需要经受中国优秀伦理文化的滋养。我们具有天时地利，应该能够做得更好，关键是要有一些有心的人、有志的人去设想，去制策，去实际施教。

工作精神的振奋起源于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是员工对于自己生存于其中的企业发展的认同感。如何才能滋养出洋溢于全公司的健康的职业伦理和共同价值观呢？其实主要的手段就是教育。儒家特重修身，就是要人自我警醒，改过迁善。教化就是焕发人性中的向善之力，使自然人变成文明人。中国人保财险就象一个家庭，在精神方面更像一所育人的学校，仔细琢磨上述中国经典教育理论，我们会悟到如何滋养全体员工的职业伦理和工作精神。其实，这已不仅仅是培养中国人保财险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根基，我们更是在做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把自然人教化成文明人。

（杨颉，现供职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编辑：施敏］